台灣最重要的一支工人樂隊,「黑手那卡西」從工運的伴唱那卡西,開始學習與工人一起做音樂,最後變成與諸眾(樂生院民,性工作者,工殤團體,移工群體,外配,精障者)一起做音樂,最後透過團體互訪互唱,開始勾連不同群體的意識,將被壓迫者的處境政治化,一般化,直指結構的壓迫而非個人與少數族群之命運蹉怨。一路上,他們就是社會運動而非為伴奏者,他們直接參與了「新人」的製造,從窮人與被壓迫者中製作相互的愛。
Black Hand Nakasi is a most important band in Taiwan who act in concert with social movements organizations, NGOs and stigma groups.They are not sing for social movement but of social movement
時間:2014年六月
地點:黑手那卡西辦公室
受訪者:楊友仁(現為東海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訪問者:黃孫權
黃孫權:談一下黑手對你來說的改變吧?
楊友仁:各式各樣的想法也好,或是你的技術,就要完全地拋掉。我覺得我在裡面是找到一種想辦法把我會的東西跟別人去做互相的分享、學習,能起到一些作用,可以讓其他人透過音樂行動來為弱勢團體,社會運動注入能量的方式。加入黑手之後,我覺得我對音樂的想像有很大的收穫,可以有機會去做些實驗,讓我對音樂的熱情跟動力還持續下去。我常常在想說如果我不是參加黑手那卡西,我現在大概也不會再玩音樂了,可能玩團不會玩這麼久,會覺得無聊,或是可能因為其他的工作就放掉了。我覺得好像那可以讓我有某種柏偉說的”職業”的那種感覺,所謂”抵抗”你可以作為某種職業。雖然現在因為工作、家庭之故,沒有太多時間上來台北參加活動,可是我覺得還是有些想法可以跟現在的伙伴一起討論、再做點音樂相關的事情。
黃孫權:你參加黑手這麼久了,讓你繼續下去的力量為何?
楊友仁:有兩個我覺得比較得到鼓舞的,第一張專輯《福氣個屁》,一開始可能大家還不知道我們到底在幹嘛,我們也不知道這個東西可能可以怎麼樣。然後慢慢走過幾年之後,做到第二張的《台灣牛》,慢慢黑手好像有一個”團”的東西長出來。把一個很酷的團叫黑手那卡西,一個樂團的主體性找出來。在2003年之後做第二張專輯,也被更多人去接受、認可,知道黑手那卡西,那是鼓勵,讓我覺得能有更多想像。比如說我們真的可以跟工人一起做音樂,而不是只有文青,原本就有文化資本聽音樂的朋友。可以讓音樂變成一種溝通媒介,讓你跟其他人一起去認識更多不同的人,一起做一些沒有他們,你自己沒辦法完成的理想。
另外一個是在樂生那卡西的時候,黑手那時候參加樂生並非以團員角色,是以關心社會運動的年輕人,一個小知識分子的角色去參與。但是後來發現可以把黑手的能力,跟沒有支援的社會運動加強聯繫,從而讓音樂,具有有培力的力量。樂生那卡西很素人的,我從沒想過會有這樣子表達跟這種發聲形式,是真正弱勢人自己拿起麥克風來陳述他們的故事,我覺得那是很受到鼓舞的。樂生那卡西的經驗讓我有更敢去想所謂抵抗音樂,一種根基吧,那種根基,真的可以繼續長。
黃孫權:有沒有什麼讓你很挫折的事?
楊友仁:當然。一開始就是人家不知道你在幹嘛。有時候會覺得,我為什麼會幹一些我覺得很無聊的東西?想展現的音樂想法,表現的音樂才華,對音樂的熱情,感覺沒有空間可以呈現。當然會覺得很沮喪!一些以前的朋友都說你這個在搞什麼東西啊?後來慢慢經過很長的時間療傷,恢復戰鬥力了,才能夠運作下去。最近有點挫折,覺得說這個團未來可能可以怎麼樣,但自己現在的時間條件沒辦法再那麼多機會好好地為團體多做什麼,只能配合式一些演出。當然會有覺得可惜的地方,人生就是這樣,有時候你沒辦法選擇你的人生。
黃孫權:我知道你在音樂上是有點要求,黑手創作過程中,音樂的實驗性和美學的品質你會有一些妥協嗎?
楊友仁:肯定是會有妥協。但妥協是看你怎麼處理。有一種妥協是完全地放掉。另外一種妥協是轉化成另外一種方式。比如我很喜歡彈電吉他,而且電吉他的彈法可能是某種風格。我的妥協方式是讓我找到其他的表達,不管是彈奏方式、音色,或是樂句可以讓別人接受我作音樂的想法。我甚至不彈電吉他,彈曼陀鈴,好像還可以跟現在的團員可以去做一些配合,一起去把音樂弄出來。所以一定會產生音樂形式與原本期待美感的妥協。可是你做任何其他的樂團,也會碰到這種事情。一開始被壓縮感很強,開始做《福氣個屁》的時候,人家說這樣子叫做說搖滾怪獸,別人聽不懂,太吵會有刻板印象,覺得電吉他聲音開得大會壓過其他團員的聲音,其實並沒有。我也試著加一些其他的東西在裡面。簡單來講是會有妥協,可是我也慢慢體會到有時候妥協的可能只是形式,你有一些真正希望花很多心力去學會表達的那種態度,儘管不是原先你想要表達的方式。對於音樂的精神力量的追求還是在。妥協是在可能的範圍之內,維持音樂感受性和情感動員,盡可能地能夠傳達出來的努力。比如說常常有些人覺得早期黑手那卡西音樂很難聽,可是很奇怪,我在學校開搖滾樂社會學,我給我們班上學古典音樂,聲樂家的同學聽了我們的作品,他們都覺得音樂做得很好啊,很棒啊,非常合理。所以換句話說,或許不是妥協,而是說你用別的方式去表達、去表現,讓你的美感經驗更豐富。我做《福氣個屁》讓工人覺得還不錯,蠻熱鬧的,可能有人會聽出裡面有些東西是有味道、有意思的,這種特質慢慢地越來越多人了解我們的音樂,絕對不是只為政治服務,不是純粹政治的美學。這是我的一個方向,肯定在形式還是會有跟其他人有激盪、摩擦,可是我覺得整個來講,現在的團員對這方面的堅持是更有共識。
黃孫權:你現在還創作嗎?
楊友仁:沒有時間、沒有條件了,坦白說,如果就一個很實用性的角度來看,你創作也不見得能夠真的有發表的機會。的確有一點力不從心。
後記:後來楊友仁與自己所任教的東海大學社會系的學生,又共組了一個樂團叫21世紀無聊男子,名字還延伸了組黑手之前他自己搞獨立樂團對名字:20世紀無聊男子,算是第二季劇情了。作為一個社會系教授,還能保有如此”低階生活感”的音樂美學和熱情,號召同好繼續一起玩,大概是我認識楊有仁這麼久才能體會到的,妥協(常伴著說服、引誘、堅持),也是種可以讓我們處理無聊生活與對抗壓迫社會的美學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