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一門研究生課程「文化與技術史」進行到第二個夢，2000年左右，反全球化運動、IMC（獨立媒體中心）以及墨西哥叢林Zaptista的傳奇故事共振的年代。最近PIVOT雜誌上又出了一篇：我們是媒體時，象友，也是紐西蘭獨立媒體的@strypey@mastodon.nzoss.nz 瘋狂轉發，令想起當時我在辦公室與阿治幹的事情，我們透過學校淘汰的舊電腦，裝上Linux，跑了indymedia的開源軟體，我還跑去跟IMC反應軟體對雙位元系統的不友善（如搜尋功能）等，後來終於我們自己想解決了（後而開源軟體也更新了），這應該是台灣第一次透過網站動員參與反全球化運的開始。2003年，也是我組織了一小隊伍去AIT前抗議美國攻打伊拉克，見識了部分學者的勇氣，部分學者懦弱勢利的真相。
重發此文，提醒自己，web2.0 並非完全不好，有運動歷史的力量與技術結構，是遭遇中心化的社交媒體，以及個人主義式的blog才逐漸崩解了，web3.0現在已經實現的改造世界能力遠遠不及當時，使人玩起更多類金融遊戲（比特幣一開始還是因為反對08年金融崩塌而有）與想像一個權力自治的網絡國家之外，應該有更多的反省與干預世界越來越糟的能力，如同Francesca Bria所說的：
Both promises seem to have taken no note of earlier, far more radical efforts to promote decentralisation and democratisation alike. Also absent is any serious engagement with the power of the state and with the role of public institutions in general; at best, they are seen as obstacles in the path of Web3, not as enabling forces that could help achieve the twin goals of decentralisation and cultural empowerment.
無政府邊緣上的顛簸民主 創造性歡樂中的紀律：獨立媒體中心的熱情與實用主義
Inside the Indymedia Collective, Passion vs. Pragmatism
BY GAL BECKERMAN
譯寫/黃孫權
譯寫者前言
時值WTO在墨西哥坎昆開會遭遇反全化運動的激烈抵抗，台灣的電視批評這群「亂民」搗亂民營加油站，噴上「No War」「No WTO」字樣，割斷油管，不但如此，這兒島國精神錯亂的人們還努力要開[WTO」學校，繼續奉獻國土管轄與稅收要沾全球化的邊。亞洲小國遭受全球化毒害之深，恰與反全球化運動零落成明顯對比，東森購物台此時浩浩蕩蕩的進駐北美，希冀成為全美第一個華人電視台，然而台灣社會力卻身陷在分裂國族認同與統獨爭議中盡數耗盡，疲軟無力，我們增了許多國際性媒體，也打造了數位電視的榮景，卻連一份支撐社會運動者足以創造議題的媒體都沒有。
另一方面，獨立媒體全球120幾個各地中心（Indymedia Center）都在報導此次WTO會議與反對運動，提供一手的資訊、分析、新聞與圖片，許多人期待這次是1999年N30西雅圖反全球化運動高峰的再現，現在不僅在開會的墨西哥坎昆一地，從美國、歐洲到菲律賓，都計畫將展開一場全球性的抗爭行動。
哥倫比亞大學的《新聞評論》最近出了一特刊：〈新另類〉，其中有一篇是關於獨立媒體文章：「浮現之另類：漸離無政府 ─ 獨立媒體組織的熱情與實用主義」（Emerging Alternatives: Edging Away from Anarchy – Inside the Indymedia Collective, Passion vs. Pragmatism），非常值得一讀。所以我譯寫了全文，做為島國反省全球化過程與創新媒體的一種可能。特別在此時，台灣即將要與全球120個國家/城市同步，成立自己的獨立媒體中心了（www.twimc.org）（也是我與阿治在世新大學辦公室中，用快要淘汰舊電腦，用Linux跑indymedia的開放原始碼，架起來的第一台，台灣參與indymedia運動的初始。
本文開始
這個禮拜誰要來當設計協調者？發問的是Nandor，一個正籌備當周紐約市一場獨立媒體義工的聚會的紅髮沖天傢伙。他也正好在準備下期雙週發行的《獨立》（Indypendent）的內容。
在曼哈頓低矮的閣樓中，成對的義工在溫暖的空氣中蠕動著。三十位印刷委員會成員在顛倒的美國國旗下圍坐一圈。Jed,一個沒出席的傢伙被指定為設計協調者，部分原因是沒人想作：「Jed 如何？他現在沒事中（unemployed），不是嗎？」
會議開了一小時五分鐘，Nandor計時。整個過程極不穩定，就像是在無政府主義邊緣上的民主顫抖。會議的確有些規則，參與者會舉起手來要求發言，但與會全體皆相信任何人都可以說話。Tnoy想要說說工會和夏季流行，有人則知道有個寫手願意貢獻一篇稿子。「這簡直是放任，但有趣。」Don說，他七十歲，還有個更老的成員想要談談美西戰爭呢，「這真是亂入，我們差點就進入了過去的戰爭了」。每件事都可以來，沒有一個編輯會說，否則….，至少…還沒…。媒體的開放，代表制的形式在理想上相當有價值，但事實運作通常亂得可以。
像這樣民主媒體實驗的會議，早在全世界發生。紐約市的IMC成員只是此迅速成長場景的一部份。一個從1990末誕生的四年風潮，像衛星般地擴及全球120幾個城市，從波士頓到印度孟買。每一個城市組織都有自己的調色版，包含了廣播、影像、平面和網站。每一個都是由在主流媒體找不到的義工政治熱情所觸發，社區中每一個努力/鬥爭都盡可能地被報導和成為培力過程。
雖然每個人有自己政治和文化的習性，但他們透過網站連結起來。要參加這個全球的共同體，你必須要有一個新上線的IMC，也就是這場實驗的核心，是運動願景最清楚的表現。行動者─報導者（activist-journalists）關切和興趣全部展現在當地的IMC。如澳洲莫爾本的IMC，一篇報導寫著一名原住民老人抗議核廢料被丟棄在自己的家鄉，而華盛頓特區的IMC則有篇文章談論美國的愛國法案（Patriot Act)已違反了人權法案，大英國協的IMC則有篇以新的歐洲憲章將威脅到義務教育為標題的文章。
這些網站都有極為類似的地方，稱為自由發佈（open publishing）系統，這允許任何人用自己的電腦直接張貼文章而無須經過編輯。透過簡單的表格，你可以輕鬆的貼上自己的文章，按下「發佈」，然後馬上可以看到自己的文章出現在網站邊欄的頭條。
自由上線（open wire）在首頁的右邊一欄，首頁中間的欄位則是是保留給從自由發佈系統中經過編輯或者讀者投票選出的重點文章。IMC這個共同體也經營一個全球的網站（www.indymedia.org），從所有在地的網站中挑選內容。開放上稿的親近性使得IMC成為從巴西到義大利，以色列到洛杉磯都可以回答自己的改革需求和激發草根運動：不要恨媒體，作媒體。（Don’t hate the media, be media）
但獨立媒體的義工仍然學習到作媒體不是件容易的事。開放，具代表性的媒體形式可能是個寶貴構想，但事實上可能非常糟糕。因為共同參與集體制，義工們常要被迫面對成員間不同的決定而無法靜思關於網站的有效性，編輯政策，資金等問題，一旦被扯進無關事情就只能憑著他們極致的天分來應對。純粹民主可能混亂，自發性可能變成漫無條理，而絕對的獨立可能意味著貧窮。
在最佳情況下，IMC的網站提供了行動者討論和報導的空間，並且廣泛地支撐從極端環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到最低零售價格倡議和全民健康照顧的左傾關注。伊利諾州的爾本那（Urbana）IMC就殘酷地報導了一名親巴勒斯坦的行動者，在911事件後後因為輕微的違紀而被移民局滯留，在幾週的持續的關注下才被釋放。因為每篇報導都可能有無數多討論接續著，IMC也會讓行動者社群間的討論變得容易些，如在布拉格的IMC網站上，張貼了發生在2000年九月的世界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開會時一名鎮暴警察被汽油彈（Molotov cocktail，專門攻擊坦克戰車的炸彈）炸傷的照片，而引發抗議是否可使用暴力的激烈討論。
IMC的報導行動者（reporter-activists）相信沒有無偏見的新聞。他們批評主流媒體不僅是因為他們想辦法維持現狀，而是主流媒體企圖戴上中立的面具隱瞞偏見。IMC的報導者不害怕承認自己的偏見：新聞就要攪亂春水。此種大言不慚的宣稱並非與新聞公平和正確原則衝突，許多地方的IMC報導者都被建議不要參加自己要報導的事件中。但如果總觀的來看，IMC的新聞是具爭議的，憤怒的，通常缺乏基本新聞學的特性和平衡要求。例如在最近的例子中，就以顯著的標題「騙子」放在布希總統照片的旁邊。
「我認識大部分IMC成員是不相信客觀性的。」紐約IMC26歲的義工Chris Anderson提到：「他們認為每個人都有意見和應該讓大家知道，我們好像走回十九世紀黨性堅強的時代。」
IMC於1999年在西雅圖反對世界貿易組織運動的催淚瓦斯和激烈抗爭間首次上線。堅信主流媒體絕不可能深度報導全球化壞的一面和反對團體為何反對的故事。這個想法其實從90年代中就開始了。行動者的結論是，如果他們希望自己的故事被說的細緻仔細有深度，他們最好自己來。
最早的召喚可能是來自墨西哥反抗軍查巴司特（Zapatista）的領導馬可仕（Marcos）從叢林發出的。在1997年所一場稱為「媒體與民主」會議的錄影帶中，他激昂聲明影響了獨立媒體的創辦者。「當代新聞的世界是一個只存在VIP的世界，只有非常重要的人，他們的日常生活才是重要的，結婚、離婚或吃飯時，可能穿什麼衣服和脫下什麼？這些都是電影明星和政治人物。但市井小民出現在新聞的時候要嗎就是他們殺了人，要嗎就是當他們死了。」
除了與事實妥協或犬儒批評外，馬可仕提出了第三種選擇：「建立一個展示事實發生，以及世界各角落人民真正關心事情的道路。」
當WTO會議接近，一群西雅圖的行動者開始建構此種「不同的道路」，當地的非營利住宅顧問團體捐助了一個2500平方呎的地方做為他們的開始，在這裡報導者可以帶著他們的文章，影像和廣播報導來上傳到主要網站。
這個中心成為西雅圖行動者社群的聯合辦事處，不像其他之前要與許多通常是憤怒的團體合作，IMC變成一個活力十足的合作中心(hub），「我們都挺飛的」，43歲的Sheri Herndon說，她也是獨立媒體創始人之一。「對的人來，然後我們幫他接上線。當我們不害怕一起工作時力量就出來了，我們有個短期共同的目的，微小的差異就不用管了。」
自由發佈系統使得西雅圖獨立媒體的實驗獲得革命性的成功，單一集中作業將使得上傳所有報導者的稿件變得費時。發明者是一個澳洲的電腦工程師，同樣也參與了獨立媒體計畫，在抗議之前的三個禮拜由改寫開放原始碼的軟體所發展出來的（也就是著名的cat@lyst團體，其也幫助了許多澳洲當地的NGO以及行動者組織架設網站，提供技術資源)，讓每個報導者都可以即時地從街頭上傳新聞。「自由發佈系統讓你對新聞有不同的體驗。」31歲的Jay Sand說，他也是獨立媒體早期的義工，「你真的覺得你就在那裡，比電視還靠近事實。在電視上，你只能看到一次影像播放，而真實生活比電視複雜的多，透過IMC卻可以接近真實生活的面貌。」
自由上稿系統的成果就是街道式的文字與影像拼貼，鎮暴警察集結的照片，一名鼻子被轟掉的抗議者的申述，一段無政府團體Black Bloc 在砸毀Nike商店窗戶的影像，一段對於議會中進行的魚權貿易的談話。
不自覺的，獨立媒體的組織者已然發現某種技術可與其改觀媒體的哲學所匹配，每個人都被可以創造自己的新聞所培力。
自從四年前的西雅圖抗議後，雖然這不是行動者所選擇的，但獨立媒體已然成了一個品牌。從第一個獨立媒體的網站開始，獨立媒體中心就野火燎原般的擴張，幾乎每11天就有一個新站。明顯地，獨立媒體操作的原型已經吸引了全球的行動者，IMC不只是報導抗議活動而已，而是在地與全球關切社會正義與反全球化議題的每日記錄。
甚至連Henshaw-Plath，一個IMC內部重要網路運作的技客都目睹了獨立媒體從西雅圖組織模式成為全球原型的過程，在他現在住的地方烏拉圭首都蒙特維多就有一個IMC。「它突然讓我知道獨立媒體的擴散力。當我到任何地方去簡報獨立媒體時，似乎不用說服任何人，人們告訴我們的第一件事是：我們想要開始一個。」
創造一個媒體平台需要忍受無限的測試，自由發佈系統，某種程度來說已經成為獨立媒體組織形式最大的公約數。
紐約市的IMC就是典型。他們於2000春天聯合國千禧年高峰會時在由人捐助的曼哈頓城中區開始運作。三年的運作下來，印刷委員會主掌運作，也發行一萬份平面的《獨立》（Indypendent），這個組織仍呈指數型成長。在財務運作上，就像其他的組織一樣，靠著義賣T恤與一張美國核能與軍事基地分佈的美國地圖募款，義工們稱這張圖是美國的「恐怖的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 of terror）。這裡的義工也是典型美國IMC組織義工的典型，正如34歲靠著夏日採收草莓維生的John Tarleton說的：「義工幾乎都是二十幾三十幾歲，還沒結婚，大部分是學生，幾乎都是白種人，還沒就業或者失業，在重回社會的終點前掙扎。」
紐約IMC的網站（www.nyc.indymedia.org）是城中不同行動社群能夠知道將發生的事件與抗議活動的地方，警察暴力或者不公平的房屋政策與對於戰爭的左派批評輪流在報導中出現。但網站中仍有大批與抗爭活動毫無關係的新聞，排猷太人的囂叫，種族歧視的漫畫，色情圖文一同競逐自由發佈系統的空間。雖然編輯成員可以決定哪篇稿子可以上到主要頁面，但自由發佈區簡直快要沒有可用的東西。「這並不是獨立媒體設定所想要的。」Tarleton說：「許多人開始停止在這兒上稿了。」
由於網站成長過快，一直沒有好的編輯政策討論或原則來監管上線新聞（newswire），「個人來說，我原本是個言論自由的自由主義者，」Chris Anderson說，「我想人們應該聰明知道哪些是垃圾哪些不是，難道告訴他們什麼是可接受的也是我們的事嗎？兩年後，我變成極力贊成應該對自由發佈有所管轄，所以我猜想也許會有場改革，而這也是反映了這場運動的改革」
為了回應此現象，組織發展出某種應變措施，將不能接受的文章放在一個不顯示的檔案夾裡而不刪除（就是網站上不顯現的意思）。什麼要被禁止最後終於有結論，這是個痛苦的過程，因為這關切到獨立媒體實驗的核心：IMC網站是一個供自由言論發表，還是一個反全球化運動論述的空間？「當你開始隱藏檔案時，這可能是個下坡。」Tarleton說，「但當我們將自由發佈系統交給瘋子們灌爆時，我們就已經面朝濕滑下坡了。」
最後，民主所拼湊出來的理想必須放棄以拯救其他部分。但這個轉變似乎對旁觀獨立媒體的人來說自然不過了，Robert McChesney，《豐富媒體，貧窮民主》（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的作者相信「獨立媒體運動不是有義務成為陽光下每個人都可發表意見的運動。他們必須做出艱難的編輯台決定，這是不需要沮喪的。問題不在於你作決定，重要的是你所依據的原則是透明的。」
另一個類似的衝擊件是在2002年發生的，當全球獨立媒體組織情急拼命更新老舊機器與協助地方中心時，一群義工向福特基金會募了五萬美元，這對其他生存困難的組織來說真是天大喜事，但對於獨立媒體的行動者而說簡直是錯愕。他們質疑之前沒有任何一致的同意去要這筆錢，如果真的要到了，又如何分？給全球中心來處理，透過電子論壇平分給全世界只要有一個義工以上的地方中心？就如同「隱藏檔案」所爆發的危機一樣，組織工作資源匱乏，唯一能夠作的決策過程就是消極的同意，只有沒有人反對，就假設每個人都贊成。
突然之間，民主又被組織擁抱，5000名義工成為最大的阻礙，在美國之外的一些IMC，包含了巴西、義大利、和阿根廷都反對從公司資本主義世界拿來的錢，儘管有許多美國的義工覺得只要這些錢沒有附帶的義務即可。組織無法承受此種痛苦的爭論，最後，錢被退了回去，因為沒有一致的同意，而辯論下去大有威脅。在爾本那香檳區（Urbana-Champagne） 的IMC一名義工SSascha Meinrath說：「組織內的一個小裂縫可能要幾年才能修復。」
緩慢而小心地，獨立媒體組織的工作者開始處理內部的緊張關係以避免危機。一致的看法是獨立媒體必須更有效率的組織，對於行動者社群有所幫助才可以長得更好。面對嚴苛的經濟困難，Meinrath已經成立了一個專門募款的基金會「戰術媒體基金會」（Tactical Media Fund），獨立運作於IMC之外，無須所有組織同意就可自行運作。
至於自由發佈系統，技客們發展出更有助於資訊流通和提供讀者所要新聞的方法，為了避免決定什麼文章是可或不可接受的，組織的義工只好充當圖書館員，將上傳的文章分類，以便人們可以輕鬆尋找，這也使得網站更容易使用。下一步則是創造出有主題的獨立媒體網站（如關於經濟問題，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衝突，環境問題等等），將從眾多各地中心過濾後的文章重新集中起來。
討論這麼多管理獨立媒體的規則，處理過程和綱要實在意外，然而Chris Anderson堅持地說：「理想不能放棄，但美好的是獨立媒體的人們不是意識形態者，他們是實用主義者，他們有理想但仍非常踏實。」
組織的靈活性必得能面對未來的挑戰，IMC持續增加，一群伊拉克的年輕孩子企圖在巴格達弄一個，他們從出版報紙開始，而英國的行動者則協助他們建立自己的網站。在約旦首都安曼的廣播電台已經差人開始學習獨立媒體的運作，幾年前你更本很難想像。
西雅圖那個冬天所明顯揭示的意義是：建立一個真正另類和有用的東西，是需要有著創造性歡樂的紀律。Sheri Herdon，曾目睹了獨立媒體的變化，她說：「終極來說，說出我們反對的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去連結我們所要的。減緩破壞的速度是不足的，我們必須加快創造的速度。」
(刊於破報復刊276期，也刊於南方，後被傳學鬥電子報要求轉載）09/13/2003)
也收錄於此。